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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. 2051章:病树前头万木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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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徐朗似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,或多或少不能理解杨峥的这说法,在他看来,百姓便是农户,农户耕种良田,想要获得好的收成,自然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经营,要不然哪来的产量!没产量一家人吃什么,总不能吃黄土吧,所以大明的百姓为了获得更高更多的产量,将大半的精力束缚在土地上,似宋朝那般自由散漫,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!而这也是他疑惑的地方,大明的百姓明明是天下最辛苦的人,却偏偏是天下最吃不饱肚子的人,这种巨大的反差他不是没有深思过,可这毕竟是一个大得超乎他思考的命题,始终找不到方向,直到杨峥与他的一番谈话,让他多少有些感悟,宋代疆土小,人口多,除了宋代在农业上的寻求技术的突破之外,更大的好处来自商业,如丝织技术有新的提高。苏州、杭州、成都三个著名的官营织锦院,各有织机数百台,工匠数千人,规模宏大,分工细致,丝织品种类繁多,产品精致美观。

    南宋纺织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。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,棉纺织业逐渐普遍起四来。宋人《木棉》诗中有“车转轻雷秋纺雪,弓弯半月夜弹云,……机杼终年积妇勤”等句,反映了扦子、弹花、纺纱、织布的劳动过程,以及所用铁铤、弹弓、纺车、织机等各种棉纺织工具,这些在大明是看不到的,至少是眼下看不到,事实上在商业上获得得巨大成功,最直观最有效的说辞,就是来自宋朝的国库收入,大明自洪武登基如何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,也实行屯田政策,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,国库一直并不充盈,便是到国力强大的永乐一朝,国库也一直勉强能维持罢了,等永乐皇帝一死,继皇位的仁宗不得不竭力节省糜费,增加收钞的市税与“门摊”(京师北平各个城门口的卡子税)的税率,同老百姓声明一俟钞价增高,便减除这所增的税率。同时打击贪官来获取国库充盈,可即便如此,国库仍旧不够用,反而是宋朝,疆土不及明朝一半,常年战事不断,又是割地又是巨额的赔款,可即便是如此,宋代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,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-9000万贯,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,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。

    大明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/10,南宋的不到1/6,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一百多多年之后,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,可论富裕程度远远不如宋代,这种直观的感受,让徐朗心头困惑渐渐明朗,从宋熙宁10年(1077)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,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,占30%,工商税4911万贯,占70%,而大明经过洪武爷励精图治数十年所得的赋税200万两,这个数字说明,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,已经不再是农业,而是工商业了,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。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,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,工商业极度繁荣,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。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,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,但宋代却是个特例,狭小的疆土,连年的战事,巨额的赔款,迫使宋代不得不将眼界放开,转向了商业与海外的贸易。

    事实上代商业高度发达,今日之生活很多都能在宋代找到源头或雏形,如商业一条街、全天候的营业店等。如潘楼南街(鹰鹘一条街,专门贩卖稀有飞禽走兽的)、茶汤巷(茶坊一条街)、马行北街(医药一条街)、和乐楼(马市)等等。潘楼东街,服装一条街,全天候营业,宋时称之为“鬼市子”。京城著名小吃有曹家从食、史家瓠羹店、万家馒头店、丁家素茶店、李四家北食店、金家南食店、郑家油饼店、海州张家胡饼店、马铛家羹店等等,生意做大的,都连锁经营。生气勃勃的商业,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将眼光从土地上转了出来,尽管宋代农业上科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,江浙农民深耕熟耨,使土细如面。大暑时节,决放田水,让太阳曝晒,使苗根坚固,称为“靠田”;苗根坚固后,再车水入田,称为“还水”。此后,遇旱不枯,可保丰收。当时,上等田亩收五六石。“苏湖熟,天下足”的谚语由此产生,可随着商业的繁荣,越来越多的人对商业充满了向往,宋神宗时历朝历代不受重视的商业税首次超过农业税。首都开封有商业行300余个,行业众多,分工细化。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买卖,譬如剥莲子(锤石莲),即是把剥好的莲子卖给水果行和药铺。这么个小业务,也能成为一种行业,养活一群业内人士。其时,从事该行业的有数十家之多。

    商业的兴盛繁荣,甚至波及到了佛门。相国寺原是战国时魏无忌(信陵君)的故宅,宋时不仅是全国佛教中心,而且更是国际佛教活动交流中心(《水浒传》中鲁智深落脚的地方)。相国寺除了搞讲座培训之外,也搞大型商业活动,向社会开放做展销会使用。每月五次,名曰“万姓交易大会”。展销区规划非常明确,大三门上卖珍禽奇兽;第二、三门皆家具什物,生活用品;近佛殿、殿后资圣门前,这两块地方卖书画文教用品,如赵文秀笔、潘谷墨等。本寺工作人员也不闲着,尼姑兜售绣作、领抹、帽子等纯手工制品。和尚兜售佛牙、手链、护身符等,这些看似不起眼,却是宋代国库来源之一。

    除了这些外,宋代积极开拓海外贸易,一个尚不是大一统的王朝,其海外贸易之盛,远远超过前代。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,早在开宝四年,就设置市舶司于广州。以后,北宋政府又陆续在杭州、明州、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(山东胶县境)、秀州的华亭县(上海市松江一带)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。

    宋金并立,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。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,称为榷场。除榷场外,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。高宗末年,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,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,可以说宋代的繁荣固然有农业的功劳,但最大的功勋应该属于商业,一个明明羸弱的王朝,却依托商业成为天下第一等的经济强国,这本身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,更让人不可思议的在于,一个大一统大明王朝,在收入上竟还不足人家的零头,这说出来或许是个笑话,可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,巨大的落差,让徐朗也不得不对此事做出了过多的关注,竟过自己多日的潜心研究,以及杨峥的潜移默化,或多或少有些新的看法, 宋代从传统的农业上跳出了固有的圈套,在通过宽松的环境,律法上的优待,以及对商人体会的提高,甚至对商业的扶持,技术上给出支持,造就了宋代商业上的传奇,大量精致的商品吸引大量从依靠土地过活的百姓,使得他们开始依赖土地,变成将土地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,想卖便卖,并非不可能,至少没了土地未必不能生活,这样的后果,必然造就了越来越多人从事工商业,随着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渐增多 产量加大 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 因此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 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 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,国库的充盈,百姓富裕,商业的繁荣,让人惊叹的传奇,一切的一切源自宋代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,那便是无意识的将百姓从土地的束缚之中走出来,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,而宋代的百姓选择了商业,朝廷也据此从中得到了实惠,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原则。

    只可惜,这种良好的模式,大明并没有更好的继承下来,虽说在商业模式上,明代继承了宋代,可在管制上太过死板,如对某些重要商品,如盐、茶等实行专营制度。明律规定,盐和茶都由国家专卖,商人必须向官府交钱买“盐引”和“茶引”。“引”是商人运输货物的凭证,印有法定的重量单位。明洪武元年修定的《盐引条例》,规定犯私盐罪者绞,有军器者斩。其后在《大明律#8226;盐法》规定,凡犯私盐罪者杖一百,徒三年;若有军器者加一等,拒捕者斩。朝廷凭借国家权力,将有较大市场、利润较大的商品垄断在官府手里,使民间商业的经营范围缩小,极大地限制了民间商业的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