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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以低的可怜的俸禄来应对满朝官吏，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崇祯年间，将官吏的俸禄压得如此之低，这与朱元璋的出身是有着极大关系的，朱元璋生活的元朝，贪官污吏横行，老百姓遭受到了极大的痛楚，加之亲人不断的死亡，让朱元璋痛恨官府，就算是掌控天下之后，深入骨子里的认识也不可能完全改变，朱元璋一面需要官吏做事情，一面压制官吏的俸禄，每每以老百姓的收入来比较官吏的生活，这种极端化的做法，为大明朝廷留下了极大的隐患，尽管朱元璋以残暴的手段来对付贪污的官吏，但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杜绝大部分的官吏贪污，因为这些官吏若是依靠俸禄来过日子，根本就无法维持。
郑勋睿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的，当然作为穿越人士，他也知道几百年之后这方面的争论，还是很强烈的，各方有各方的观点，但有一点郑勋睿是坚持的，那就是若官吏与老百姓的收入一样了，过着一样的生活了，那就是对文化知识的极大讽刺，既然不读书也能够得到优厚的待遇，既然不用过多的付出也能够享受美好的生活，那还有谁读书，还有谁愿意做事情，社会岂不是要大幅度的倒退。
纵观世界的发展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重视知识和科技的，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，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，作为社会管理的精英，若是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证了，生活与老百姓都是一样了，那么掌握权力的官吏，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贪墨。为了让日子过的更好一些。
郑勋睿决定大幅度的提升官吏的俸禄，也有着很好的条件，几百年之后不具备的条件。那就是大明官吏的人数的确很少，特别是经历了大乱之后。以江宁县为例，有品阶的官员仅仅三人，分别是知县、县丞和主薄三人，典使不入流，不算是真正的官员，而上了铜版册的吏员总数也不过三十六人，加上巡捕房的捕头和捕快等等，总人数不过六十五人。
原来县衙的不少衙役。都是没有俸禄的，依靠县衙来维持他们的开销，这些衙役的人数就不好计算了，多的地方几十人，甚至上百人，少的地方寥寥几个而已。
郑勋睿在南方已经规范了衙门的人数，譬如说江宁县，作为南方的大县，其衙门里面的总人数也就是九十五人，包括了所有的人员。
这九十五人的俸禄。由朝廷直接负责，高低不等。
而南方有些很小的县，衙门总人数为三十五人到四十五人之间。
登基之后。户部就忙于清理各地官府的人选，按照郑勋睿的要求，对大明所有省府州县的人员进行了初步的规范，具体分为了两个档次，各省巡抚衙门人数大致差不多，为一百二十人，包括所有的官吏，提刑按察使司人数为四十人，府州县都是根据大小人口等等分为两个档次。第一档府衙官吏人员为四十至五十人，州衙为三十五至四十五人。县衙为六十五人到九十五人，第二档府衙官吏人员为二十至三十人。州衙为二十至二十五人，县衙为三十五至四十五人。
不管什么特殊的情况，都不准超过这个指标数目。
如此规范之后，经过统计，大明辖十三个省，其中包含北直隶，一百四十个府，一百八十三个州，一千一百三十八个县，需要朝廷承担俸禄的官吏总数大致为十万人左右。
这个数字让郑勋睿感觉到吃惊，这要是几百年之后，一个地区的吃皇粮的人就超过这个数字了，不过社会的精细化分工尚未全面铺开，官吏人数少也是必然的情况，否则老百姓根本无法承担了。
朝廷制定下来的俸禄，是按照品阶确定的，正一品每月俸禄折合白银六百两，从一品每月五百八十两，正二品每月五百五十两，从二品每月五百三十两，以此类推，从九品官员的俸禄为每月一百八十两白银。
严格说起来，大明朝廷的官员人数不多，多的是吏员，占据六成以上，接近七成。
吏员的俸禄才是最为关键的，按照郑勋睿当初确定的目标，司吏每月俸禄为一百两银子，典吏每月俸禄为八十两银子，书办每月俸禄为五十两白银。
从大明王朝的消费水平来说，这个俸禄算是相当高了。
如此计算下来，大明朝廷每年需要支付的官吏的俸禄，折合白银九千万两之巨。
这还没有算郑家军二十万人的开销。
如此朝廷肯定是吃不消的，尽管今后大发展之后能够承担，可目前情况之下无法承受。
吏部考虑到了实际存在的困难，于是调整了俸禄的数目，根据大明官吏构成之比例，大幅度调整了五品及其五品以下官吏的俸禄，五品官员俸禄每月折合白银三百两，从五品二百六十两，六品每月二百两，从六品每月一百八十两，七品每月一百五十两，从七品每月一百三十两，八品每月一百两，从八品每月八十两，九品每月六十两，从九品每月四十两。
至于说吏员的俸禄，则是大规模的下调了。
司吏每月三十两白银，典吏每月二十两白银，书办每月十五两白银。
如此调整之后，朝廷需要支付的白银，下降到了三千多万两白银。
这个数目户部完全是可以承受的。
这样的调整，引发了一些争议。
尽管说书办每年能够拿到手的俸禄，折合一百八十两白银，这和以前比较起来，有着天地之别了，要知道以前七品的知县，每年能够拿到的俸禄，也就是五十两到六十两白银左右。
谁都想着能够多拿一些俸禄，如此家里的生活自然会好很多的。
吏部显然是考虑到了这个原因，在制定了规矩之后，专门在早朝的时候做出了相应的说明，都察院也对此进行了说明，也就是说，官吏在拿到了这些俸禄之后，完全可以满足生活方面的开销，日子比寻常百姓好了太多，若是还有贪墨的事宜，那是严惩不贷的。
朝会也进行了几番的辩论，最终同意了吏部、户部和都察院拿出来的方案。
关键问题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南方和北方的发展是不平衡的，赋税自然也是不一样的，譬如说南方的应天省、浙江省和福建省等地，赋税收入是很高的，这些地方商贸发达，地方上的官吏也辛苦很多，反观北方，差的就很远了，就算是稍微好一些的陕西，与南方诸多的省也没有可比性。
若是俸禄完全统一了，南方的绝大部分官吏都不会服气的。
解决这方面的问题，郑勋睿在早朝的时候，说出来了一个意见，那就是根据各省府州县情况的不同，户部在每年年底的时候，都要给予一定的奖励，所谓的奖励其实就是户部返回给各省的赋税收入，这一部分的收入，除开维持省府州县的日常开销，还可以用来奖励各级的官吏，收入少的地方，官吏自然就拿不到奖励了。
如此就拉开了收入的档次，不过这个档次拉的不会太大，因为户部返回的赋税收入有限，最多也就是赋税收入的两成左右。
圣旨下发到各地之后，官吏基本是平静的。
这一点再次出乎了郑勋睿的预料，好久之后他才明白过来，和以前比较，官吏的俸禄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尽管对于某些贪墨成性的官吏来说，这些收入算不上什么的，但是对于绝大部分想要做事情不愿意贪墨的官吏，这样的收入足够维持尊严，让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，就以江宁县为例，从八品的主薄每年的俸禄折合白银九百六十两，加上年底的奖励大约为一百五十两的白银，总收入折合白银一千一百一十两，这些俸禄，足够维持大家庭的开销，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了。
如此富足的生活，官吏没有理由不珍惜，毕竟派驻到省府州的都察院的御史，时时刻刻都在监督，要是没有发现有贪墨事宜了，掉了乌纱帽，那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而且一辈子都要背着耻辱的名声，孰轻孰重，大家非常清楚。
皇上调整官吏俸禄，也彻底颠覆了大明王朝三百余年来的惯例，让诸多的士大夫、商贾和百姓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，也让官吏有了真正的自豪感，能够进入到官府做事情，不仅仅意味着身份的变化，也意味着有了充足的俸禄，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。
郑勋睿对这样的情形是比较满意的，他也知道，高薪养廉有着很多的不足之处，但相比较来说，这是最好的办法了，不管怎么说，让各级的官吏都有强烈的责任心，让他们珍惜自身的职位，这已经很不错了，官吏拿着相对来说高的俸禄，就要考虑是不是对得起这些俸禄，就要老老实实的做事情，若是因为不能够很好做事情，甚至是贪墨，失去了这份差事，甚至是进入到大牢之中，那就太不划算了。(未完待续。)